“领导不仅是一种才能，也是一种品格、一种艺术。”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教授对领导者的定义很清晰，他认为，领导力是一种影响力，领导者对未来的判断是一种预设，预设的背后，是对整个社会或者组织的发展趋势有把握。
在这个基础上，领导者会传播自己的理念，引领人们共同去追求目标。
“东西方的领导力是不同的。”陆雄文强调，要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看领导力，关注文化的差异性。
西方与东方
在西方语境里，领导力是个人英雄主义特征，强调个人有超越常人的远见，具有冒险精神的领导者，能够唤醒人们追随他、服从他;而在东方语境里，领导者愿意听从团队的意见，有高尚的品格，为了梦想或者愿景不遗余力。
这样的东西方差异，是陆雄文的观察与对比，他认为，今天的企业家之所以能够成功，要靠的是对东西方不同的领导力特质的兼收并蓄。
企业家的成功，既要借鉴西方社会的商业智慧、商业模式，又要对中国的环境深刻理解，对中国的现实深入研究，脚踏实地带领团队。“今天中国经济发展归结于中国企业家的这种企业家精神，表现为原创精神、冒险精神。”
而今，BAT公司的崛起显现了两种特征的融合：尽管商业模式有西方的影子，但是拿到中国来，实现了它的独特性。这些企业的领导者在中国市场努力地创造条件，很快地形成一个很大的流量和市场，也有了很多的追随者。
在陆雄文看来，企业家的做法是时代所需要的，不过，这样的做法更符合中国市场的现状，“在成熟市场，不太会需要这样的领导力风格”，陆雄文分析，成熟市场，VC、PE，整个社会的资源支持都能够更好地帮助到企业家，而在中国，不那么成熟的环境对企业家来说，反而变成了一种推动力。
承认局限性
一个来自中国的创业者的故事，往往是合伙人之间能够同创业同受苦，但不能在事业成功后共享胜利果实。
在陆雄文看来，这反映出尽管人们都围绕在这些领导者的周围，但却未必真正认同他们的品格，也未必真正认同他们共同的使命。
这需要企业家不断学习、不断更新。“企业家要引领企业20~30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陆雄文认为，只有少数人能够做到这点。
而这些“少数人”，具有共同的特质，除了不断学习、不断更新之外，他们还特别会顺势而为，在适当的时候懂得退后甚至放弃。
比尔·盖茨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他放弃企业家身份，转做公益与慈善，将自己的领导力用于为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实际上是为社会创造了更大的价值。
陆雄文发现，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有一个类型的企业家，他们缺乏对自己的明确认识，认为自己永远有能力挑战不可能。“这时候，不是学习、努力就能够延长自己的领导年限的。”
“今天，我们也有非常认同的企业家，我们推荐大家去学习，我们希望大家学的是他们的精神，而非他们的作为，或者他们所带领企业的商业模式。”陆雄文解释说，原因是，必须要在大的时代背景下去看企业家的作为与商业模式，“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含义”，甚至于今天是成功的，未来可能就是失败的。“我们要看到所有的领导者，尤其是企业家也都是有局限性的。”
新传承
由于成长背景不同、价值理念不同，对技术发展、未来趋势等的把握不同，上一代的企业家与下一代的企业家之间的观念冲突也日益备受关注。
西方社会家族企业传承，可以长达200~300年。陆雄文认为，西方社会的家族企业之所以能传承，不是单单选择好的职业经理人，也不是因为他们拥有独特的商业模式或者是手艺，而在于企业的章程。企业的章程是重要的约束力量，企业因此不会追求无限的规模扩张，比如吞并竞争者，他们更愿意传承事业。
而中国企业则没有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颠沛流离，形成一整套完整的体系，对交接班缺乏类似的约束。一代的企业家往往希望自己能够更多地参与和介入到企业中去，继续掌握主动权，“从短期稳定来讲可以起到整合资源的作用，帮助企业稳定，可是要再创造突破性的发展引擎，其实是有限的。”
陆雄文把中国的企业家划分成了三个阶段。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创业的企业家没有经过完整的专业学习，这些人的成功是因为具有一种历史的条件。乡镇企业转型给了他们机会，也不可避免具有历史局限性。
90年代中期以后到本世纪初，有些企业的领导者受了比较好的教育训练，到了交班时会考虑选择好的职业经理人或者家族的接班人来接替新的重任。
到了本世纪初互联网兴起以后，创业者一般大多数受过良好的教育，或者是从西方回来，他们的视野开阔，具有全球观，学习中西方文化环境下的商业模式、管理秩序，甚至于能够借鉴很多企业的失败和成功的经验教训。
“我寄希望于本世纪初以后创业的这些年轻企业家，他们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的学习，都获得了具有放眼世界的知识体系，他们具有全球的视野，能够不断地去适应变化。”这些企业家对于职业经理人的任用，也会根据是否有能力、是否优秀进行选择，而不是考虑家族背景或者其他因素。制图/蒋皓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