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1939年10月，《共产党人》杂志的发刊词中，毛泽东主席回顾了18年来的革命斗争历程，并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战胜对手的三大关键策略。时至今日，这“三大策略”并未过时，其重要性反而愈发凸显。若缺乏对这三项策略的深刻理解和适应时代的发展，可能会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带来不确定性。而领导力是贯穿这三大策略的核心要素，它作为社会关系的核心纽带，决定了组织的竞争力、成员的进步性和整体的战斗力。在经济、社会、科技领域遇到的问题，往往可以追溯到领导力的不足。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面临的主要挑战已从建立和巩固新政权、确立基本政治经济体系转变为如何从“革命党”成功转型为“执政党”。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极大地解放了党和全社会的思想，发展了先进生产力。进入新时代以来，全球处于深度调整之中，推进伟大斗争，谋求伟大复兴，总书记要求全党“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他说，“百年大党长期执政，思维惯性、行为惰性客观存在，一些老观念、老套路、老办法容易相沿成习，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也带来干部良莠并存、参差不齐。”总书记强调，应对我们党长期执政带来的重大挑战，必须要回答好六个主要问题：“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解决的根本之道是什么?总书记归结为“由人民监督政府”和“持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我理解，“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是一切问题的关键。“笔杆子”、“枪杆子”、“钱袋子”靠理想、信念、政策和策略来架构，起核心作用的还是领导力，它集中反映在我们党应选用什么样的人才、唱什么样的调、推进什么样的发展道径。
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仗怎么打，兵怎么练。”2月27日，我应邀在湖南省委党校与教职工交流时，将“朱日和合同训练基地”与党校的功能并列，所讲解的就是总书记的“面向使命任务”训人育人的理念。战争形态发生重大变化，我军就瞄准推进新质全域战斗力;科技经济社会形态发生重大变化，我国就瞄准新质生产力推进发展转型。“新质生产力”不是一个发明创造，而是对生产力演进进程的阶段性、变革性、跃迁性的一个定性。二近来，市面上有不少将“新质生产力”曲解、甚至误解的，这不是健康的社会现象，也极不严肃。“新质生产力”学说由政府传导到民间，原本就是中央对发展趋势和策略的方向性引导。不明就里地高谈阔论，甚至还生造衍生概念，语不惊人誓不休，这是典型的熵增现象。过度解读“新质生产力”几个字本身，等同于“手指月”般的无知和虚伪。如果我们的社会风气和学术研究水准就是这个样子，不但不是进步，而是一种讽刺。分析、界定生产力演进状态，是一个严肃、缜密的科学体系、系统工程，是对科技、经济、社会、政治等全景式洞察，也绝非一个“全要素生产率”等公式就能概括全面、包罗万象的。“新质生产力”由现象到涌现，是基础科研、技术创新、场景开发的融合，特别是通用人工智能技术的重大突破，极大地缩短了各领域技术迭代周期，从而实现跃迁效应。两年前，一些人渲染“元宇宙”概念，是有其商业目的的。
全球各类严肃的学术平台、科技媒体，从来没有将“Metaverse”视为技术革命的热度重点，一般认或许若干年后可能会是。而在我国，所过度渲染的“元宇宙”，其实就是将VR/AR披一层马甲，用UE(虚幻引擎)之类的生成“虚拟人”或虚拟社会场景，出几本畅销书，就能在资本市场上割韮菜、收“智商税”。许多产品的创新开发只不过是应用开发，当年UE开发出来时，或许称得上新质生产力。政府层面因应“新质生产力”最合理的举措应是什么?是用政策文件、理论文章、官员讲话进行大言其道地宣贯，还是给各类“领用”新质生产力的人士、机构给予财政补贴、名誉头衔、要素分配机会?这都不对。政府层面真正应该做的，是刷新对科技创新活动、对新经济业态、对新型创新主体、对新型商业模式、对新社会治理的认知;是有效更新各级官员的知识结构，保持和强化对专业问题的热情、对基本规律的尊重、对常识的敬畏。归结起来，关键是推进领导力升级。三领导力是针对各类领导者而言的，也就是说了作数的关键少数。有的地方，政府财力、社会民力，之所以抗风险能力低，抗周期能力弱，问题基本上出在关键少数身上。有的老百姓甚至认为，只要他们不瞎搞就谢天谢地了。
当前，从社会学视角观察我国各层级、各领域的领导力，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有：一是看不见真正的变化。他们很容易听到树林子里的叽叽喳喳的场景，却误以为这就是大千世界生态演进的全部，以为就掌握和了解了事情的整个进程，以为用他自己的知识结构就可以解构日新月异的变化。有的将自己擅长于某个专业体系的能力平移到别的专业体系，似乎行得通，其实这是风险很大的，一定要有实事求是的底层认识，否则会造成一系列的被动、甚至损失。
二
是看不懂真正的技术。虽然主观上愿意花时间研究技术问题，但作为非专业人士所能理解的信息总是有限的、局部的、视角也是不全的，许多新东西本身就不确定，处于快速演进之中，有时连称谓都管不了多久。
但是由于他们掌握了话语权，一句顶很多句，因而就会带来连锁反应，下面的人就习惯性地跟着领导讲概念、讲愿景、大谈理念，自以为讲对了。还有的干脆就以自己不懂就不去懂了，避之而不及，不管它是不是有生命力、有成长性。
三
是不会推真正的转型。转型的实质是什么?是新瓶装旧酒?是老牛拉新车?基本可以否定这种情形。因为支持转型的力量要么是需求驱动，要么是技术创新，要么是赛道消失后的“逼上梁山”。有不少经历市场周期洗礼后还活着的企业，他们之所以能活下来，可以说是拿命换回来的，也就是说，推进转型个人有风险，不转型对地方、对企业有风险。试问，有多少人愿意赌上前途去推进一个地方的发展转型?
这三类情形不仅出现在政府身上，也出现在企业身上。有的企业领导者捞足满足于个人的商业、政治资本后就思想僵化、固步自封，自甘堕落的程度难以想象，经营、管理不善就怪政府、怪员工，却不找自己的原因，出了大问题甩给政府，自己过他(她)的逍遥日子。因此，领导力跟不上时代的变化、跟不上形势的需要，是必然会制约生产力的发展，更谈不上对新质生产力的领导、谈不上有效领导经济发展转型进程。
四
那么，怎么看待构建系统性新型领导力，推进公共治理、社会发展层面的领导力升级?
首先，领导力与实事求是正相关。学历高、能力低的负责干部不在少数，在地方上很难服众，有的根本不懂带队伍，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负面效应，相反压制了基层优秀干部的积极性和上升通道。相应的，学历不突出、历练很丰富、能力很强的干部也不在少数，他们过早地遇上“天花板”。干部选拔制度只要不实事求是，就会出问题。市、县两级这方面的情况比较明显。
其次，领导力与领导角色正相关。领导是当不好“运动员”，也当不好“教练员”，但一定要当好“裁判员”和“领队”。不是不会当，而是不能当，领导者不需要将自己塑造成“万用表”、“万能工”，比谁都高明。公权性影响力本身是岗位平台带来的，实施领导行为一定是合乎其角色需要、契合工作任务、体现发展和治理规划。
再次，领导力与专业共识正相关。专业共识是一种长期修炼的养成，是领导者保持对技术和专业精神的敬畏。除非领导者本人曾经亲自下场做过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并取得过卓越的业绩，否则就应尽可能少地对一线创新活动作专业性指导，而应主要从社会生活的真情实感中，建立真切的认知体系，说人话、听人话。
这些天，海南三亚开了一场盛大的国际文创周。推进“以村民为主体的综合营造”的著名建筑师王求安，在40米长屏上打出了标语“为国家分忧、奔赴广阔天地、实现个人理想”，感染了上千位一线的操盘手和政府与会领导。一场民间举办的盛会，却由政府唱戏、圈人、圈项目、圈钱，这才是双向的奔赴、共振、破浪。
综合以上分析，要促进新型生产力的发展，形成新型的生产关系，关键在于打造适应时代的政府与社会新形态领导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