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中最具有辨证论和价值论的哲学观点。中庸之道的内涵是什么?“过犹不及”是中庸之道的基本原则ꎮ对孔子的中庸之道人们曾一度认为是“和稀泥”、折中主义，这是一种误解。折中主义最大的弊端就是缺乏原则性。孔子的中庸之道则与此不同，“中庸”即中和，孔子是说两方面有不同的意见，应该使它能够中和，保留其对的一面ꎬ舍弃其不对的一面。这才是正确的中庸之道。
中庸实际上就是强调“凡事有度，过犹不及”的理念。孔子主张超过标准和没有达到标准都不可取，因为“过”和“不及”是一样的，同属极端，违背了中庸之道。什么问题都要在“也认真”、“也不认真”之间寻找平衡，所谓“不偏之为中，不易之为庸”。毛泽东对此评价甚高，从哲学理论上，将“中庸”概括为:“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犹不及”(《致陈伯达》，《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1页)。有鉴于此，毛泽东又肯定孔子“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的‘中庸’思想，是对中国哲学的一大贡献”(《致张闻天》，《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7页)。
“中”表现为一个恰切的“度”，是在面对复杂对象时精确把握事情的“分寸”。“中”强调的度，是一个合理的“度”，既不能过(过分)，又不能不及(达不到)。这一合适的“度”非同小可，不可小看。同时，“中”还意味着合乎一定的标准或法则，意味着与人的生命和谐感具有某种同行同构的心理内在性。很多中外的谈判家都非常注意在谈判的目标、方式和态度上把握一定的分寸，这个分寸，就是“中”所意味的“度”。只有准确地把握好这个“度”，兼顾矛盾的两个方面，不走极端，“执两用中”，才能实现自己预期的谈判目的。比如，两位不相识的读者在图书馆阅览室里查资料，其中的一位嫌空气混浊站起来，走到窗户跟着正要推窗，而另一位正好怕冷，于是一个想开窗，另一位不让开，就这么一人一句地争起来。这时管理员走了过来，她先止住两人的争吵，然后走到另外一间与阅览室相通的房间，把窗户都打开，让新鲜空气由那儿进入阅览室。结果，两位读者的愿望在一定程度上都得到满足，问题便解决了。
“庸”一般解释为平常，日常。三国何晏《论语集解》将“庸”解释为“常行之常”，北宋程颐解释为“不易”，南宋朱熹则解释为“平常”，公正地听取对立两造的申诉，便能得“中”。那么，这样的“中”，已经不是道德范畴，而属于认识领域了。这就是说，“中”不仅是善，而且也是真。李泽厚认为:“‘中庸’者，实用理性也。它着重在平常的生活实践中建立起人间正道和不朽理则。”执两用中，用中为常道，中和可常行，这三层互相关联的意思，就是儒家赋予“中庸”的全部含义。自孔子之后，历代儒家都很重视“中庸”思想的阐发及其运用，儒家所提倡的言行和而不流，中立不倚，刚柔适度，不卑不亢，一切都无过无不及原则。被中国古代谈判家所灵活运用，使不少载入史册的谈判活动熠熠生辉，无不显示了“中庸”思想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比如，中庸“和而不流”的思想，强调做事坚持原则，而又不随俗移志，随波逐流。周恩来很灵活地将这一思想应用到了外交实践中，他为求得和平而采取灵活的外交策略，但绝不放弃是非原则。在处理重大外交问题时，周恩来一贯从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勇于坚持立场，同时又把原则的坚定性同策略的灵活性紧密结合起来，运用得体。在中美关系上，很长一段时间美国一直敌视中国，从1955年到1970年，中美双方进行了,15年的谈判，在谈判中，中国始终坚持两个原则，一是美国从台湾撤出一切武装军事力量，二是美国政府同意中美两国签订《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且周恩来总理始终坚持必须先解决这两个原则才能谈其他问题，这体现了他在追求和平共处的同时，不失高度的原则性，在中法关系上，1963年10月，法国前总理富尔来中国访问，表示愿意与中国谈判建交，但与台湾断绝一切关系有些困难。周总理考虑到法国奉行独立外交，不同于苏美，所以在中法建交的具体步骤上采取灵活的态度。他指出，“如果法国认为采取勇敢地行动，断绝同台湾的关系，同中国建交的时机已到，我们欢迎这种决心，也愿意同法国建交。直截了当交换大使，如果觉得时机尚未成熟，还有困难，我们愿意等”。正因为他既坚持了原则，又运用了灵活的策略，使法国成为西方大国中第一个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